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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[考古日报Vol.445]浙江海宁达泽庙遗址考古发掘新收获

          04-271134

          挖掘场景

           一、挖掘概况

            依照年度划分,全部挖掘进程共历经五个阶段:2016年5—12月进行第一次挖掘,2017年2—6月和12月至次年1月进行第二次挖掘,2018年9—12月进行第三次挖掘,2019年3—12月进行第四次挖掘,2020年3—10月进行第五次挖掘。总体而言,挖掘自西往东,由北向南推动,揭穿面积共计9400平方米,清算史前至明清时代各类遗迹533处,出土各类编号器物1184件。期间,2016年10—12月,浙江省田野考古培训班第一届12名学员参与了挖掘;2018年10—12月,浙江省田野考古培训班第三届5名学员参与了挖掘。

            挖掘区的文化堆积大多在0.3—2.0米之间,统一分四大层:第一层为表土,第二层为商周至明清时代堆积,第三层为良渚文化堆积,第四层为崧泽文化堆积。第二至第四大层又分多个亚层,自下而上分辨为崧泽晚期、良渚早期、良渚晚期、商周、春秋战国、唐宋、明清等各时代不同堆积。共清算崧泽文化土台(多数延续至良渚文化)7个、房址1处、墓葬25座、灰坑83个、井窖6个、灰沟4条,良渚文化土台1个,房址1处,墓葬80个、灰坑102个、井窖2个、灰沟7条,广富林文化灰坑4个,马桥文化灰坑32个、灰沟4条,商周灰坑67个、灰沟2条,春秋战国灰坑35个、井窖1个、灰沟4条、春秋墓1座,唐宋灰坑36个、灰沟2条、井5个、宋墓1座、宋代小窑4座,明清灰坑11个、灰沟5条。

          二、史前遗存

            达泽庙遗址的主体是史前时代的崧泽—良渚文化堆积。以土台为基本,逐渐形成各类生涯遗迹,包含房址、墓葬、灰坑、灰沟、井窖等。

            土台有8个,其中7个呈现于崧泽时代,并延续至良渚文化,一个为良渚时代新建。土台营建方法多为在生土面上挖低周边、堆高中间,面积200—1300平方米不等,间距 10—20米。

          土台Ⅶ局部

          F1俯瞰

            挖掘区东部至南部有一组东北—西南走向的灰沟,先后有G18、G17、G16、G15、G14等宽窄不一的5条灰沟。这组灰沟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,并贯串崧泽—良渚文化全进程。崧泽时代的G18较小,宽1.5—2.5米,深0.2—0.4米,出土物仅有少量碎陶片。崧泽时代的G17最长,揭穿的总长达108米。良渚晚期的G14最宽,揭穿部分长65米,宽14.5—30米,深1.2米,包括物较多,共出土42件编号器物,其中有刀、镞等32件石器和壶、豆、盘等8件陶器,另有骨锥和残玉器各1件。

            房屋仅发明2处。F1为良渚时代,位于西区的台Ⅵ,残存长方形闭合的基槽,长9.25米,宽3.5—5米。基槽宽0.2—0.5厘米,深0.4—0.5米;槽内残存9个柱洞,大小深度不一。房屋西侧有一片面积约8平方米不规矩的陶片堆,厚约6厘米,可能是F1的生涯垃圾。F2为崧泽时代,位于东区的台Ⅷ,大致呈长方形,面积约12.7平方米,残存18个柱坑。

            墓葬成群散布于土台侧边,均为竖穴土坑,长130—275厘米,宽50—120厘米,残深3—36厘米。墓向大多朝南,少量朝北。部分墓葬尚存骨骸,个别墓葬可辨葬具痕迹。105座史前墓葬出土随葬品共计669件(平均约6.4件),其中陶器512件、玉器104件、石器52件、猪獠牙1组。崧泽墓由西往东逐渐减少,随葬品数量1—10件不等,以鼎、豆、罐、壶、盆等陶器为主,石器少见,另有零碎叶腊石珠串。良渚墓散布于各土台,西区台Ⅳ和东区台Ⅷ数量最多,分辨有两个墓群和一个墓群,每个墓群都有10多座墓葬,且大致成排散布。随葬品数量2—25件(组)不等,种类较丰盛,陶器有鼎、豆、罐、双鼻壶、盘、盆、杯、缸、簋、纺轮等,石器有钺、镞、锛等。玉器以叶蜡石为主,真玉较少,器形有锥形器、璧、镯、耘田器、镰、坠、管、珠串、片饰等。西区随葬品最多的M75出土了8件石钺,7件陶器,其余10件均为坠、管、珠串等装潢玉器。东区以良渚晚期墓葬为主,墓坑相对较大,其中M90出土了玉璧、玉锥形器及4枚猪獠牙等较贵重物品,墓葬等级相对较高。东区的崧泽墓M96,墓坑中部有个腰坑,里面倒扣着一个破底成洞的夹砂缸,十分罕见。

          M75出土玉石器及陶器

          随葬玉璧的M90

          中部埋夹砂缸的M96

            史前时代的灰坑形状多为椭圆形和长方形,大小相差悬殊。最大的H188呈不规矩形,长35米,宽7.7—13.5米,深0.95米;最小的灰坑直径仅0.4米。坑内出土的遗物大部分为碎陶片,少量盘、豆、双鼻壶等器物可修复,另有锛、刀、砺石、凿等石器。H204出土的陶器较完全,圆形坑直径0.8米,深1.6米,中部出土陶匜1件,底部出土双鼻壶2件、陶罐2件。井窖以J7最为典范,口径1.8米,底径0.24米,深2.28米,阶梯状压缩,填土分五层,共出土完全陶器19件,其中壶10件、罐8件、盆1件。

          J7底部陶器

          J7部分陶器

          三、过渡期及商周遗存

            良渚文化和商周地层之间,清算了4个广富林文化灰坑和30多处马桥文化灰坑和灰沟。广富林文化灰坑出土陶片以按窝捏尖的鼎足和粗把豆为特点,其中H134还出土了1件玉锥形器。马桥文化遗迹以灰坑为主,灰坑形状有椭圆形、不规矩形、长方形、长条形数种,底部呈弧底、平底、圜底及斜底,口径或通长0.97—1.8米,深0.32—2.19米。出土物以陶器为主,种类丰盛,器形有凹底罐、凹底盆、豆、三组盘、圈足盘、单把杯、尊、钵、小罐、器盖等,其中发明了饰有斜云雷纹的宽把豆。石器有半月形石刀、弧条形石刀、石犁、砺石等。H133呈陡直的井状,口径0.78—0.85米,深1.5米,底部出土两件完全的红陶罐。

          广富林文化鼎足

          马桥文化斜云雷纹豆把

          马桥文化H133及底部陶罐

            H177是商周时代最大的灰坑,平面呈长条形,共跨12个探方。长39.3—48.5米,宽3.90—25.65米,深0.25—0.65米,出土大批印纹硬陶残片,可辨器形有罐、豆、壶等。编号器物有13件,其中石锛3件,玉锥形器1 件,陶罐2件,砺石3件,石斧1件,石犁1件,石镞2件。此外,H177底部发明和清算了18个灰坑,或圆形或长方形,最深达2.18米。坑内也出土了大批印纹硬陶片,还出土了1件较完全的印纹陶罐。

          H177底部的大批灰坑

          四、春秋战国遗存

            春秋时代的遗迹重要是一座土坑墓,编号M02,位于挖掘区东北部T0819内,一半伸入南壁。出土器物共12件套,成组摞在墓坑南部,分辨为釉陶罐2件、小陶罐1件、大陶罐2件、带盖釉陶盅7套。除两件大陶罐破碎严重,其余器物均保留完好且制造优良。

          春秋时代M02及出土器物

            战国时代的遗迹以G10为典范,平面形状回字形,周长约178米,深1.85米。底部凹凸不平,有较多大坑。灰沟所围成的方形土台,延续了崧泽—良渚文化时代的台地基本,属于新时期居住台地的一圈壕沟。东南角有一段约5米宽的平坦区域并未将壕沟连通,推测应为进出的通道。壕沟内出土了大批商周—战国时代的印纹硬陶片,编号器物有陶罐、铜箭头、铜刀、铜斧等。

          五、唐宋遗存

            唐宋时代的灰坑袋状坑较多见,有的很深,最深达3.8米,可能作为窖藏应用。H040平面呈椭圆形,直口,口径0.74—0.85米;深至0.9米以下向外扩大,直径达1.6—2.16米,下腹壁斜弧内收,凹凸不平,弧底,总深3.84米,坑内填土可分三层。

            H028较为特别,坑不大,也较浅,直径0.7米,深0.25米,底铺青色方砖,其上倒扣一陶盆,陶盆内有一青白瓷杯,推测此坑为北宋时代的奠基坑。另一个同类性质的灰坑H031内也有一个正置的陶盆,里面放一个青瓷碗,碗周围围绕14枚铜钱,有一枚铜钱可辨篆书“治平元宝”,系北宋英宗年号。宋代墓葬M01位于挖掘区中西部的T0607探方内,竖穴土坑,葬具已朽尽,可辨棺钉痕迹,随葬品置于墓坑中部,仅3件,一个陶盆内放置了一枚铜镜和一套带盖瓷盒。

          H028奠基坑

          H031奠基坑及出土器物

          宋代墓葬M01及随葬品

            唐宋时代的水井发明5口,其中有两口为砖砌,最深的超过3.4米,出土遗物除少量碎瓷片外,也见个别完全器。其中J4直径约1米,深1.6米,出土陶罐1件。

            挖掘区内还发明宋代陶窑4座,体量较小,呈串葫芦形,火塘、窑室、烟道齐备,含较多草木灰,推测是小炭窑。以Y2为例,总长1.72米,火膛平面呈葫芦形,袋状;窑室平面呈椭圆形,袋状;烟囱平面呈圆角长方形,也作袋状。

          宋代小窑

          五、结语

            达泽庙工程涉及区是一个古今叠压、长期有人类居住的“历史村”。挖掘前搬迁了现代村落,而其历史可追溯至史前时期的崧泽文化晚期,即从距今约5500年开端,达泽庙呈现了本地最早的村。良渚先民持续在此生涯,并使村范围进一步扩展。广富林文化遗存在海宁地域首次被确认,表明这一时代海宁地域依然有人类生存。马桥文化遗存也有必定范围,丰盛的陶器和石器证明,马桥文化的散布范畴笼罩到了海宁地域。商周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先民也留下了多种类型的生涯遗迹。宋代的遗迹虽然保留不多,但墓葬和奠基坑都呈现了陶盆,里面有瓷器和铜钱或铜镜,应该具有主要的仪式作用;此外还出土了一些近乎完全的韩瓶、建盏等器物。明清时代虽然只有生涯垃圾之类的灰坑,但青花瓷质的盘、碗、杯、碟等出土残片均为日常生涯用品,且局部堆积较厚,反应出明清时代仍有村民在此生涯。

            很显然,崧泽—良渚文化先民为达泽庙“历史村”奠定了良好基本。先民们修建土台居住和埋墓,每个土台代表一个家庭或家族,虽然房屋遗迹只发明两处,但墓地中间有空白区,应为曾经的居住空间。墓葬成群散布,且大致成排,体现了代代相传的一致葬俗。墓葬规格虽较普通,但有必定的贫富差距,既有随葬玉璧的新贵,也有佩戴镯、坠、珠串等饰品的富饶平民。东北—西南走向的成组灰沟,将全部聚落分为东西两半,很可能也具有人群划分的含义。随着人口增添,土台进行了扩大,聚落范围也逐渐扩展,运动重心渐渐由西往东发展。达泽庙遗址见证了海宁地域史前社会基层村的发展进程,反应了嘉兴地域史前文化的地区传统,是一个保留较好、格式和脉络相对清楚的史前村样本。

          (图文转自:“浙江考古”大众号 原文刊于:《海宁文博》总第七十五期2020年12月)